新版論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發(fā)展及其影響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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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論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發(fā)展及其影響匯編 摘　要：民國初年，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促進了女子教育的發(fā)展。袁世凱統(tǒng)治時期，在復古思潮沖擊下，女子教育向封建舊傳統(tǒng)回歸。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集中批判了“良妻賢母”的女子教育宗旨，在知識女性的強烈要求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率先打破“女禁”，其他高校紛紛效法，使女子最終獲得了從小學到大學形式上完整的教育權。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發(fā)展，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轉型的艱辛，對社會的整體文明和進步起到了促進作用。 關鍵詞：民國初年；女子教育；曲折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2、*-*-* 收稿日期：202x—07—15 作者簡介：徐晶，女，河南安陽人，鄭州大學外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語言學及中外教育史研究。 中國新式女子教育起步于晚清時期，民國成立及北洋政府時期，在知識界的積極倡導和教育體制逐步演進的過程中，以學校教育為主體的女子教育表現(xiàn)出“發(fā)展一停滯一再發(fā)展”的曲折歷程。這種狀況一方面折射出北洋政府統(tǒng)治的腐朽和動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轉型的艱辛。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的發(fā)展，對近代教育制度的變革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促進了社會的整體文明和進步，也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催化因素之一。 1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南

3、京臨時政府成立。以蔡元培為總長的教育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構建新的教育體制，否定封建的教育宗旨。盡管存在著觀念認識、區(qū)域分布和辦學條件等方面的局限，女子教育基本上納入了正常發(fā)展的軌道。由此，也為教育的整體轉型和發(fā)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前提。 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法令，要求各類學堂一律改稱為學校，監(jiān)督、堂長改稱校長；明確規(guī)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設立女子中學和女子職業(yè)學校；同時停用原來頒行的教科書，廢止小學讀經(jīng)科。2月，蔡元培發(fā)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從共和政體和信教自由的理念出發(fā)，否定了晚清時期以“忠君”和“尊孔”為核心的封建教育宗旨，提出了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

4、、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即德、智、體、美并重的教育綱領[1][P473]。7月，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型教育宗旨[2][P226]。9月以后，“壬子癸丑學制”逐步形成并開始實施。這一學制在教育體制、修業(yè)年限等方面有較大的進步。特別是貫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精神和允許私人開辦除高等師范學校之外的各類學校的規(guī)定，鼓勵和促進了女子學校教育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上述教育改革的形勢下，全國各地學校教育特別是女子教育出現(xiàn)了蓬勃發(fā)展的局面。在開女子教育“風氣之先”的上海，晚清女學的畢業(yè)生、熱心教育的知識分子、民族資產(chǎn)階

5、級中的有識之士積極創(chuàng)辦不同類型的女學，拓寬了女子教育的范圍和領域。在中等教育方面，有袁希澔于1912年4月1日創(chuàng)辦的以“勤、慎、莊、儉”為校訓的上海愛群女校，第一批招收學生僅7人，但不久就有了較大發(fā)展。有為紀念秋瑾而創(chuàng)辦的競雄女校，以提高女子知識和技能、以自謀生計為宗旨；不久，由小學擴充為中學及師范學校，分工藝科、師范科、高等小學、國民小學和選科等。在專門性學校方面，有1912年2月閔蘭言、柴玉霖、李華書等人發(fā)起開辦的上海女子法政學堂，設正科和預科兩種，招收16～30歲的學生80人，主要學習科目有法政學、英文、法文等；有3月1日張竹君創(chuàng)辦的上海女子看護學校，該校以“通習最新看護理法，兼學產(chǎn)科”

6、為宗旨，招收16～25歲的學生60人，修業(yè)期限為3年。在職業(yè)教育方面，有7月1日陳澄溪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創(chuàng)辦的女子工業(yè)大學校，分設高等、速成兩科，共收女生300名，其中高等科目為縫衣、制帽、刺繡、織物，學習期限為3個學期；速成科目為縫衣、制帽、織物中任選一種，學習期限3個月。又有1913年沈卓如女士發(fā)起的上海女子手工傳習所，專授盤編花邊、鉤結花、結網(wǎng)花邊、線繡、線結、抽紗、挑花等手工藝。 辛亥**時期，許多女校學生積極參加了創(chuàng)建共和的斗爭。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不少女志士在要求參政的同時，潛心向學，或創(chuàng)辦女校，或出國留學。1912年3月，陳婉衍將光復軍女子隊改組為復心女子學堂，決心“為

7、女界輸入文明”，“俾得教養(yǎng)兼施，增進學識，勉成中國新民，咸合完全人格”[3][P475]。為此，陸軍部撥專款1000元予以資助。3月14日，陸軍總長黃興親自批準向志愿出國學習的尹志銳等女士各撥款1500元，以備三年學費。 民國初年，女子師范教育再度備受關注。1912年5月，孫中山在廣東女子師范第二校發(fā)表的演說中，主張從教育開始回復自主的人格，同時必須以“提倡女子教育為首要之事”[4][P9]；而教育的普及，“必倚重師范，此師范學校所宜急辦者也；而女子師范尤為重要”[5][P358]。教育部也在頒發(fā)的《師范學校令》中，明確規(guī)定女子師范以培養(yǎng)小學教員和蒙養(yǎng)園保姆為目的，女子高等師范學校

8、以培養(yǎng)女子中學和女子師范學校教員為目的。8月，民族資本家凌銘之獨資創(chuàng)辦的南洋女子師范學校開學。這所學校以振興女子教育和培養(yǎng)女教師為宗旨，在其校歌中有“同是圓顱方趾，知識完全，道德完全，蛾眉豈讓人先”等詞句；根據(jù)“就性之所近，授專門之學”的教育思想，采用分科制教學，即設立文學、數(shù)理化、唱歌、體操等專修科；同時，嘗試廢止考試，在國語教育中重注音，在師范教育中別樹一幟。是年，原上海崇明敦行女塾也增添師范類教育，后改名為私立敦行女子師范學校。在師范教育倍受重視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辦于1905年的湖南周南女校也奉令改名，稱“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師范學?！?，學生由百余人增到四百多人，由湖南一省擴展到鄂、閩、魯、晉及南

9、洋各地。而由士紳于1909年創(chuàng)辦的中州女子師范學堂也改為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 在女子教育初步發(fā)展的背景下，3月20日，湖北女子教育總會成立，該會以“擴張女學，補助共和，期達于完全美滿之目的”為宗旨，以周詠梅、段淑芬為正副會長。同時，湖南女子教育會也在長沙成立。雖然教育部將教育會厘定為“研究教育事項，力圖教育發(fā)達”、僅有向官方建議權的研究團體，但事實上成為維護女子教育的重要機構[6][P229]。 據(jù)有關資料顯示，與晚清時期全國四百余所女子學校、一萬多學生的狀況相比，民國成立之初，女子學校及學生人數(shù)均有較明顯的發(fā)展。 2　辛亥**后，北洋政府在

10、恢復和強化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同時，力圖使教育全面向舊傳統(tǒng)回歸，剛出現(xiàn)良好發(fā)展勢頭的女子教育便陷入困境。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以“民主、科學”為武器，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教育界的復古逆流，使女子教育走向了一個新階段。 在袁世凱“帝制自為”陰影的籠罩下，南京臨時政府確立的“德智體美”并重教育方針被否定，尊孔讀經(jīng)、恢復舊教育體制的主張由言論鼓吹到付諸實施。袁世凱頒定的“教育要旨”規(guī)定了“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項，與1906年清學部頒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相雷同。對于被教育部明令禁止的學校讀經(jīng)，袁世凱下令“中小學均加讀經(jīng)一科，按照經(jīng)書及學校程度分別講讀”，令

11、各學校“崇奉古圣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6][P264]。在學制上，北洋政府廢除“壬子癸卯學制”的單軌學制，規(guī)定了國民學校和預備學校的雙軌制。由此，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頒布的教育法令被從根本上予以傾覆，中國教育的近代化轉型出現(xiàn)了暫時的倒退。 在女子教育宗旨方面，北洋政府再彈“良妻賢母”式教育的老調。1914年夏，新任教育總長湯化龍發(fā)表講話說：“民國以來，頗有一派人士倡導一種新說，主張開放女子之界限，其結果致使幽嫻女子，提倡種種議論，或主張男女同權，或倡導女子參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學校之設立。”“余對于女子教育方針，則務在使其將來足為良妻賢母，可以維持家庭而已?！盵6]

12、[P257]袁世凱也將七項教育宗旨中的“戒貪爭”解釋為“女子勉為賢妻良母，以競爭于家政”。1915年湯化龍在《關于整理教育方案》中規(guī)定，女子注重師范及職業(yè)，并保持嚴肅之風紀。這與晚清時期以“為女、為婦、為母之道”，“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不背中國向來之禮教，與懿微之風俗”[7][P576]的女子教育宗旨如出一轍。 1915年，北洋政府頒布的《國民學校令》對男女同校問題作出新的規(guī)定：只允許小學一二年級學生男女同班，三年級以上男女學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班，到中學后男女學生不可同校，女子只可進入女子中學。教育部并且通令各省女學，嚴定五條懲戒規(guī)則：“一、不準剪發(fā)，違者斥退；二、不準

13、纏足，違者斥退；三、不準無故請假、結伴游行，違者記過二次；四、通校女生，不得過14歲，如有隱匿冒混者記過；五、不準自由結婚，違者斥退，罪及校長?！盵6][P282]在課程設置方面，“家事要項”成為女學生的必修課，特別是在女子中學，家事、園藝、縫紉安排了較多課時，而國文、數(shù)學、外語等主要學科，學時少于男校，程度也低于男校。 在復古思潮的干擾下，新式教育步履維艱，女子教育的正常發(fā)展也受到嚴重影響。雖然名義上女子可以享受中等教育，但直到1919年，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設的女子中學僅有9所，所收學生僅622人，女子職業(yè)學校為數(shù)更少，大學則完全將女生拒之門外。教育形式、教學內容的變化，使辛亥*

14、*以后女子獲得的些許平等教育權利進一步削弱。 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對教育界的復古倒退痛心疾首，對把“良妻賢母”作為女子教育的唯一標準進行了批評和討論。同年10月，陳獨秀發(fā)表《今日之教育方針》，從民主、科學的角度主張學習歐美“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的教育方針，“去其不適以求其適……補偏救弊，以求適世界之生存”，提出“現(xiàn)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yè)主義、獸性主義”[8]的教育方針。蔡元培則在上海愛國女學校發(fā)表演說，主張愛國女學之要務在于養(yǎng)成完全人格，首要之事是體育，其次是智育，但德育亦極重要，“因德育實為完全人格之本，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fā)達，適足助其為惡，無益也”[9]。

15、 《新青年》也先后發(fā)表了陳錢愛琛、梁華蘭贊同“賢母良妻”教育的文章。她們一方面強調女子教育應與男子教育平等，“吾國不欲立國則已，否則此后大問題，女子教育必其一，可斷言也”；另一方面，則明確提出“女子教育應以賢母良妻為主義也”，“女子者，人類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處世，其所貢獻于國家者既多”，“良母氏出產(chǎn)優(yōu)秀國民，可無疑義”，興辦女學教育是達到此目標的唯一途徑[10]。她們還認為“中國今日女子之急務，乃當潔身自愛，以期養(yǎng)成真道德、學問與經(jīng)濟之女，而作出中華民國之賢母氏”，尤其是“出洋留學返國之女學生，當群集設法以自辦女子大學也，或要求政府設立女子大學也，或要求政府令各專門大學招收女生也”。因為

16、“未有受高深教育，不能為賢母良妻也。且正以受高深教育之故，思想高超，見解精確，益以知賢母良妻為人類之所急耳”[11]。但是，上述主張受到了普遍質疑。有人指出，“良妻賢母固為婦女天職之一端”，但當今世界，究竟什么是良妻賢母呢?日本盛倡“良妻賢母”教育的結果，“不過造成一多知識之順婢良仆，供男子之驅策耳。有良妻賢母之名，無良妻賢母之實。果以封鎖女子于家庭，聽男子指揮為賢良模范者，吾國村嫗，類能道之，舊說足矣。何事紛擾，多此設學之舉耶”。因此，女子接受教育是“為女子自身計，當為國家前途計，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也”[12]。胡適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發(fā)表講演，將美國婦女的精神歸結為“超于良妻賢母**觀”。美

17、國婦女認為：“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嘗不好。但我是堂堂的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yè)，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才算盡我的天職，算做我的事業(yè)呢?”[13]這種人生觀，就是“自立”的觀念?！白粤ⅰ钡囊饬x，只是要發(fā)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賴別人，自己能**生活，自己能替社會做事。這種精***養(yǎng)成全靠教育，而且是自小學到大學男女同校的共同教育。 1916年秋，教育部明令廢止了由袁世凱頒布實施的教育綱要等文件，著手恢復民國元年開始的教育改革措施。10月12日，全國教育會聯(lián)合會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大會，議決提請政府設立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等方案。次年10月的第三次大會，向教育部提出推廣女子教

18、育的議案，要求增設師范學校及師范講習所，增設女子高等小學、女子中學等，擴大女子的教育權。1918年6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區(qū)酌量地方情形，分別辦理全國教育會聯(lián)合會的“請推廣女子教育案”，并且得到了積極響應。如，1918年11月河南省議會通過《整頓擴充女校咨請省署施行案》，要求各縣已設立女子國民學校者，務須認真整頓，逐漸擴充，未成立者限1919年暑假前成立；省教育廳長隨即通令各縣知事轉令教育機關從速擴充女學。不久，全省各縣普遍建立了女學。1919年3月，教育部頒布《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規(guī)程》，規(guī)定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除設預科、本科外，可設選科、專修科、研究科等。4月，北京女子師范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成為中國第一個女子高等教育機關。 據(jù)統(tǒng)計，1916年全國女中學生僅724人，1922年增加到3249人，1925年再增加到7956人[14]。此數(shù)據(jù)反映出，女子教育基本上擺脫了袁世凱統(tǒng)治時期的停滯狀態(tài)，開始了新的***。 3　五四運動前后，婦女解放的呼聲日漸。婦女解放以女子教育為根本，成為越來越多的人之共識。在女子已經(jīng)爭取到接受小學到中學教育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