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塞萬提斯咀嚼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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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話”塞萬提斯 “咀嚼”堂吉訶德 ——《光明人物》版專訪董燕生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堂吉訶德》插圖 古斯塔夫·多雷繪 資料圖片 　　【翹楚·高峰聳古今?星光耀中西——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痹跉W洲文藝復興運動中，包括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在內的一批文藝巨人，“發(fā)出了新時代的啼聲，開啟了人們的心靈”。2016年，恰值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湯顯祖三位中西方的文學巨匠逝世400周年，自7月15日起，本報《光明文化周末·文薈》陸續(xù)推出了以“‘高峰聳古今?星光耀中西’——紀念湯顯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逝世4

2、00周年”為主題的6篇系列文章，發(fā)掘他們作品的深厚內涵和獨特價值，揭示東西方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影響。 　　中國明代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與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逝世于1616年，400年來，他們的作品為一代代的觀眾和讀者所欣賞、喜愛，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瑰寶。三位文學巨匠同處在人類變革時期，作為巨人時代的時代巨人，他們對人性的熱情謳歌，成為歐洲文藝復興和東方人文啟蒙的時代靈魂?！睹摇反舜瓮瞥鎏貏e專輯，分別刊發(fā)《“對話”塞萬提斯?“咀嚼”堂吉訶德》（《光明人物》10版）、《湯顯祖〈牡丹亭〉中杜麗娘的生存場域》（《光明講壇》11版）兩篇文章，邀請董燕生、鄒元江兩位教授，就塞萬提

3、斯、莎士比亞、湯顯祖三位文學巨匠的藝術成就，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的闡釋和探究，以饗讀者。 　　《光明人物》版：2016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同樣也是塞萬提斯的逝世日，馬德里市中心酒店的電視大屏幕上，全天候轉播世界各地的讀者閱讀《堂吉訶德》的畫面，場面宏大。您覺得塞萬提斯和《堂吉訶德》在中國以及世界有著怎樣的廣泛影響力？這位西班牙的文學巨匠及其創(chuàng)作是如何代表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的？ 　　董燕生：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的序言和后記中再三申明，他的寫作目的在于嘲笑當時風靡西歐的騎士小說。因為在他看來，此類文學作品的內容純屬謊話連篇，藝術上也是荒誕無稽的。 　　《堂吉訶德》

4、出版后很快就成為暢銷書，立即被譯為各種歐洲語言。但是在17、18世紀，它僅僅被認為是一部諧謔逗趣的杰作。直到歐洲浪漫主義發(fā)端，“堂吉訶德”這一形象才被看作是高尚的悲劇典型，就是說堂吉訶德像一切有高尚追求的理想主義者一樣，不僅不被世人理解、同情、支持、追隨，反而遭到恥笑和摧殘。應該說，這種解讀還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據的。 　　我們且看看堂吉訶德究竟有什么樣的理想（其實也就是塞萬提斯本人的理想）。下面是他在牧羊人當中，對所謂“黃金時代”的向往： 　　那是多么美好的歲月、多么幸福的時代啊！難怪古人冠其以“黃金”二字。倒不是我們這個黑鐵時代如此鐘愛的黃金，在那個幸運的時代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得，而是因為，

5、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不知道“你的”和“我的”這兩個字眼。 　　………… 　　沒有人欺詐行騙、心懷叵測，卻偏偏裝出一副真誠坦率的樣子。法律還沒有脫離自己的正道，誰也不敢依靠恩寵和錢財公然玷污干擾它，不像現(xiàn)在，受到那么多的踐踏、干擾和侵犯。法官的頭腦里沒有一丁點兒任意判決的念頭……（I，10） 　　請注意這段話中對司法腐敗的批判以及對司法正義的追求。在另外的章節(jié)里，作者借主人公之口，進一步發(fā)揮了這方面的理念。桑丘潘沙就任海島總督之前，堂吉訶德對他進行了一番忠告： 　　要秉公執(zhí)法；窮人的眼淚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訴。不要管富人如何送禮許愿、窮人怎么苦苦哀求，你該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6、 　　當然應該而且必須公正無私，但也不能對罪犯過于嚴酷；執(zhí)法如山固然可嘉，可與人為善更易揚名。寧因惻隱之心低垂權杖，也不為金錢財貨貪贓枉法。 　　要是不巧趕上裁決你的某個仇人，你必須捐棄前嫌，據實宣判。事關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一旦出現(xiàn)這種失誤，大多不可挽回；如想補救，必將損名又破財。 　　………… 　　對于被判服刑的人不該惡言相辱；他獄中受苦已經夠倒霉了，何必再加上狠狠呵斥呢?。↖I，42） 　　再看看書中關于完美人格的界定： 　　有的人踏上雄心勃勃的坦途，有的人攀登趨炎附勢的階梯，有的人依靠偽善狡詐的手段，有的人虔誠敬神走向天國；而我，由福星指引，選擇了游俠騎士的崎嶇

7、小徑；為了事業(yè)，家業(yè)財產可以棄置不顧，但是名譽不容分毫有損。我救助過困厄之人，匡正過不義之舉，懲戒過狂徒，戰(zhàn)勝過巨人，摧毀過妖魔。我滿懷綿綿情思，因為所有的游俠騎士都必須是情種。我盡管繾綣纏綿，卻絕非那種輕薄之輩，而是心神向往、恪守禮儀。我從來都是一心向善，設法有利于天下，而絕不加害于人。一個這樣想、這樣做、這樣律己的人是否就應該被稱作傻瓜白癡，還請公爵及夫人二位貴人明斷。（II，32） 　　即使在今天，在所謂的世俗功利主義觀念中，又何嘗不是把這種品格高尚的人看作白癡、傻瓜、瘋子呢？ 　　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舉出更多的例子，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盡管塞萬提斯提筆時，目標定的很有限，但在寫作過程

8、中，他不可避免地會把自身的人生感悟融入作品。而塞萬提斯自己恰恰是一個追求高尚、人品超群、知識淵博、閱歷豐富的人，于是便身不由己地借書中人物之口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遍布書中各處的這類擲地有聲的至理名言，通過一個虛擬的瘋子之口說出，而且語氣莊重嚴肅，在當時污穢惡濁的社會氛圍烘托下，便發(fā)揮了一箭雙雕的效果：一方面，莊諧反差，增添了小說的戲謔色彩；另一方面，善惡對比，凸顯了作者驚世駭俗的良苦用心。 　　塞萬提斯是一位深受歐洲文藝復興風潮影響的文人。大家知道，這場思想文化運動吹響了人類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號角，意欲同彌漫著愚昧、專橫的中世紀徹底決裂。當時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把人們從神性的束縛中解放出

9、來，充分調動人性對真善美的追求，從而作為大寫的“人”，自由而豪邁地矗立于天地之間。 　　塞萬提斯借堂吉訶德的形象勾勒出的高尚品格，恰恰是他對世人的熱切期許，因為那是創(chuàng)建一個平等、自由、和諧的新社會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光明人物》版：您以前提到過中國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處于一種“入不敷出”的狀態(tài)，目前中國方面翻譯西班牙語的能力還不強，西班牙方面懂漢語、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家也很少。這些都限制了中國文化在西班牙的傳播和推廣。今年恰逢塞萬提斯逝世400周年，您覺得如果以此為契機的話，該如何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董燕生：要想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固然離不開高質量的翻譯隊伍。但我認為，更重要的

10、是迅速、持續(xù)地提高當代中國文化的質量和吸引力。否則，翻譯家人數再多、水平再高，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光明人物》版：以前關于您的一篇報道中提到，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選擇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西班牙語專業(yè)，從而結下了與西班牙語難以割舍的‘半生緣’?！蹦芊裰v一下當初選擇西班牙語的初心，那又是一段怎么“偶然”的經歷呢？ 　　董燕生：我估計，大概所有人的生活軌跡恐怕都是許多偶然性串聯(lián)起來的一條千回百轉的曲線。西方哲學所謂的“自由意志”只能是一種遐想。你的任何抉擇必然會受到客觀環(huán)境中諸多因素的誘導或牽制。 　　我的高中階段恰逢中蘇關系的蜜月期，再加上俄國文學的高質量和豐厚遺產，所以便產生了學俄

11、語的念頭。后來，老師建議我報考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我聽從了，并且考上了。報到的時候跟我一起的高中同學說他想學西班牙語，我便不假思索地說，那我就隨你吧，至少不會感到孤獨。 　　對于西班牙這個國家我還多少知道一點皮毛的東西，比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比方斗牛和弗拉門戈舞。不知道為什么，這個國家的山川景色和民風民俗都散發(fā)著某種浪漫氣息，而這也正好符合我的秉性。于是，我的未來便這樣定下來了。 　　《光明人物》版：在以前接受的采訪中，您曾提到過在北外學習西班牙語的日子，條件不可謂不艱苦，可是從您的言談話語里，我們并沒有感受到遺憾或不滿，反而是慢慢地咀嚼與回憶。相信在您的記憶中，在北外的那段學習時

12、光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您現(xiàn)在還能否回憶出幾件有意思的往事呢，關于師長，抑或關于摯友？ 　　董燕生：回憶起那段時光，心情五味雜陳，很復雜。不可否認，那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階段，因為它是我為日后安身立命打下堅實基礎的時期。然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人們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壓力，而且把人際關系搞得非常緊張。不過，還是給我留下了不少值得珍惜的回憶。 　　先說中國老師。其實，他們比自己的學生大不了幾歲，剛剛離開課桌就踏上了講臺。但是，他們那種兢兢業(yè)業(yè)的精神從那時起就一直是我的楷模。更重要的是，他們能跟我們真誠相處，其中有幾位更成為我們的密友。 　　后來，由于工作調動，大家都分散到不同單位，很少見面，

13、但只要有機會聚在一起，還是跟當年一樣親熱。 　　再說外國老師。其中，馬利亞·列塞亞是我最敬重的老師之一，她生前我們始終保持著聯(lián)系。我在西班牙學習和工作期間，只要有機會就一定去拜訪她，在她家小住幾天，一起翻看舊相冊，回憶當年的種種瑣事，當然更經常海闊天空地“神侃”，兩人都感到十分愜意愉快。 　　馬利亞·列塞亞說，在她顛沛流離的前半生，走過世界上不少國家，教過不同種族的學生，但是，只有中國使她終生留戀，只有中國學生一直跟她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 　　她最欣賞形容中國人性格的一個比喻：熱水瓶。她說，你們中國人確實不像西方人那樣張揚外露，整天把“我愛你”掛在嘴上，可是你們心里對人的那種情誼是深厚綿長的

14、，只有長久跟你們真誠交往的人才能體會到。 　　至于同學，時至今日，我一直通過各種方式跟不少當年的同學保持著聯(lián)系。當然，關系最近的還是當年一塊留校當教師的那幾位?？梢哉f，我們是肩并肩一起長大的兄弟姐妹。時不時總得想方設法找借口聚一聚，經常半開玩笑地議論如何合伙養(yǎng)老的事，因為大家畢竟都是八十來歲的人了。 　　《光明人物》版：您是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到塞萬提斯及《堂吉訶德》的？真正著手重新去翻譯的機緣是什么呢？ 　　董燕生：我中小學階段就已知道西班牙有位名叫塞萬提斯的作家寫了一本題為《堂吉訶德》的小說，但直到進入北外西班牙語系，我才產生了閱讀這部巨著的愿望。 　　當時，我遇到的譯本是傅東華從英語

15、轉譯的，應該說相當傳神，常逗得我一邊閱讀一邊情不自禁地笑起來，別人還以為我得了神經病。但我從來也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動手直接從西班牙語去翻譯它，因為我覺得那是大手筆的事。 　　1994年，我已經任教數十年了。一天突然有人來訪，說是某出版社的編輯，問我是否有興趣翻譯《堂吉訶德》。我吃驚得愣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 　　那位編輯說，他先找的是北大的趙振江教授，可是他和夫人段若川一致認為，這件事只有北外的董燕生能做。沒想到，同行和朋友對我如此器重，感動之余心想，干嗎不試一試呢。 　　為了慎重起見，我要求給一個月的時間，容我考慮周全了再答復。然后，我立即做的一件事就是對照原文仔細閱讀當時市面上最流行

16、的一個譯本。這一下，可給我壯了膽，因為我發(fā)現(xiàn)了很多一眼就能看出的錯誤。我想，我還不至于如此吧。就這樣，跟出版社簽訂了合同。 　　《光明人物》版：近兩年，有關“經典重譯”的話題討論得尤為激烈。相信您對于這個問題比較有發(fā)言權，因為就《堂吉訶德》而言，也是在一個世紀產生了將近20種不同的中文譯本。那么您對于“經典重譯”的問題有什么看法？ 　　董燕生：我非常贊成“經典重譯”。道理很簡單：語言在發(fā)展，審美情趣也在變化，舊時的譯本肯定不符合年輕一代的口味。我們自己閱讀清末民初那些文白夾雜的作品時的別扭勁兒就是明證。所以我經常對學生說，希望他們當中能有人重譯《堂吉訶德》，不僅是為了與時俱進，更是應該在質

17、量上大大超過如今流行的任何譯本，包括我自己的。但是“經典重譯”必不可少的前提是：重譯本必須是高質量的，偷工減料、粗制濫造的殘次品則完全違背了重譯的初衷。 　　《光明人物》版：有文章稱，如今即使在西班牙本國，也并沒有多少人讀《堂吉訶德》了。您也曾為此嘆息。那么，在您看來，《堂吉訶德》能夠成為傳世名著，其閃光點在何處？就“堂吉訶德”這一人物而言，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我們來說，是否還有借鑒意義？ 　　董燕生：《堂吉訶德》講的是一個“瘋子”的故事，因此有必要探討一下東西方文化對瘋癲的看法。在西方，古希臘的柏拉圖就曾經說過：“心智高超而不幾乎淪于瘋魔的人是很難遇到的”。還有一則有關古希臘的故事講道： 　

18、　哲學家德謨克利特發(fā)瘋了，希波克拉底被請去診治?！安睢笔撬艘讶肽耗辏瑓s突然才情大增，終于失去常理，行為怪誕、言語奇特，完全有悖常情。于是，整個阿布德拉城都認為他瘋了……希波克拉底巧妙地向他提問，打算弄清他頭腦的哪個部位出了毛病，結果卻發(fā)現(xiàn)他本是世上絕無僅有的智者。 　　而這正是我們在堂吉訶德身上看到的情況：分明是個瘋子，卻時而清醒，能道出驚人的至理名言。 　　可能是基于上述古代理論，歐洲有一種對待瘋子的古老風俗：一方面人們覺得他們是一些可以取樂的可笑角色，另一方面又認為他們滿腹都是常人不及的至理名言。宮廷小丑通常能起到這兩種作用。他們實際上是喬裝的道德說教者：批評出自瘋子之口總比出自常

19、人之口更能受到寬容。頭腦不正常（此處無需對瘋癲和呆傻做任何區(qū)分）總被看作具有兩重性：可笑固然可笑，可是一般又認為，瘋子說不定比他人更清醒。 　　咱們中國的古代圣賢不是也說過“大智若愚”嗎？還有什么“童言無忌”，“酒后吐真言”。 　　說到這里，無須進一步發(fā)揮，也就看清了“瘋癲”在人世間的作用。堂吉訶德不過是其中少數幾個幸運者，被人樹碑立傳。 　　中國也有瘋子被載入史冊的，魯迅的《狂人日記》便是。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因為道出了舊禮教的吃人本質，而被大家認定為癲狂的。這種形象不僅對中國社會，而且對整個人類都有意味深長的諷喻作用。 　　我看，僅此一點，一部《堂吉訶德》就足夠我們長時間咀嚼、回味、

20、領悟、踐行了。 　　《光明人物》版：在西班牙語翻譯之外，我們也知道您另一個身份是北外的一位西班牙語老師。您在1996年時就被評為博士生導師，但是依然堅持為本科生上課，并且教學生動、有親和力，測試形式也不拘泥于考試，深受學生喜愛。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師者”這一身份呢？ 　　董燕生：確切地說，教學是我的主業(yè)，翻譯只是客串，偶爾為之。我好像從來也沒覺得自己是別人的什么師長。年輕的時候不用說，歲數跟學生差不多，天天跟他們摸爬滾打在一起。即使年紀大了一些，也還依然如故。所以凡是我教過、甚至沒直接教過的學生中，都有幾個非常親密的朋友，幾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著聯(lián)系。其他大多數，雖說平常很少交往，但他們一旦

21、有什么聚會，總會把我也招呼上。大家一見面，仍然像當年一樣親密無間。 　　2016年6月24日是我的79歲生日，“文化大革命”后期畢業(yè)的一批學生，按照中國傳統(tǒng)，提前為我操持了八十壽辰喜宴。幾乎每個人都給我贈送了祝壽的詩作和條幅。不妨挑選兩則，就可以從中看出我們之間的友情是如何的深厚、真摯： 　　粉筆飄屑染白發(fā)?授德授業(yè)終不悔 　　蠟燭放光映赤心?樹木樹人總關情 　　三尺圣壇春風化雨桃李滿海內 　　一部譯著正本清源彩虹飛地天 　　作為教師，我當然很關心學生們的學業(yè)長進，不過我似乎更注重日后他們如何為人處世。我經常對他們說，做人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要踐行三“正”：正直、正派、正當；二是必

22、須學會獨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光明人物》版：據了解，您多次參與編寫了西班牙語專業(yè)教材，并表示：“編寫教材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容易?！痹谀磥?，中國當今西班牙語教學的困難在何處呢？ 　　董燕生：我們曾經多次想直接使用西班牙語國家為外國人編寫的教材，但是行不通。那些教材幾乎全部都是針對歐美地區(qū)的，那里的大部分語言都屬于印歐語系，相互之間均有或近或遠的親緣關系，而且人們的文化傳統(tǒng)也差別較小。 　　于是，我只好自己動手編寫適合中國學生的教學資料。一旦動起手來，才發(fā)現(xiàn)困難重重，而且越是初級階段，越覺手足無措。你想，怎么才能叫一個對西班牙語一無所知的成年人開口說這種語言呢？首先遇到的

23、就是發(fā)音問題，只能先選擇那些包含與漢語音素相近的短小詞匯，組成語法結構簡單的短句，而且還必須是常用的話語。做起來，簡直就像海底撈針一樣。然后，你還得花樣翻新地編出各種練習，引導學生反復操練。 　　好了，這個問題不能繼續(xù)展開，因為太艱澀枯燥了。還是簡單說一下西班牙語教學當前的困難吧。我認為，最大的困難在于師資隊伍的建設，一是應該迅速而持續(xù)不斷地提高質量，二是在年輕教師當中堅持不懈地培養(yǎng)高度的敬業(yè)精神。就前者而言，目前的條件比我們當年不知改善了多少，無論是國內深造還是出國進修，條條道路都通暢。第二點就難了一些，看來與整個社會上的浮躁氣氛有關，那我就不知道該怎么解決了。 　　《光明人物》版：現(xiàn)在

24、，提到《堂吉訶德》這本世界名著，許多人都會想起剛剛去世的楊絳先生。此前，您對楊絳先生翻譯的《堂吉訶德》版本提出了一些基于學術的異議，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爭論。許多年過去了，您是否愿意在就此事，或者關于《堂吉訶德》在中國的眾多流傳版本為我們進行一次梳理？ 　　董燕生：十分遺憾，我無法進行這種梳理，因為除了你提到的那個譯本，我沒有拜讀過任何別的一種。前面我說過，我的主要精力傾注在教學上，沒有過多時間關注這方面的問題。這屬于翻譯批評范疇的工作，應該由相關專家去過問，如果咱們這里有這種專業(yè)的話。 　　至于那場爭論，已經過去多年，不必再舊話重提。其實，我本人并沒有參與進去，只不過是在記者采訪我時，談了一點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居然引起軒然大波。有趣的是，那些諷刺挖苦我的“資深”諸君，沒有一個是懂西班牙語的。而且，在他們的文章里，除了扣了一些“大帽子”之外，沒有觸及我提到的任何一個學術問題。